王道生忆作家浩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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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道生忆作家浩然

是1978年他在北京市文联召开的大会上做检查,会场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,我和几个在出版社改稿的外地作家都参加了。出席和旁听这次会的人都看到了——浩然的检查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,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。群众认为他的检查是认真的,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交代和说明是清楚的,从此他得到了解脱。这期间,我曾和同在出版社改稿的几位作家讨论过此事。浩然能够这么快被解脱,因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作家,为人正派,虽然“根红苗正”,但却从不整人,没给任何人打过小报告,也没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。这一点,他赢得了好人缘。解脱以后的浩然,在经过一段痛苦的自省之后,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座右铭:“甘于寂寞,甘于贫困,深入农村,埋头苦写。”很快,他又在文坛上活跃起来了。1979年他出版长篇小说《山水情》,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,改名为《花开花落》。这以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,他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,15部中篇小说,一百多部短篇小说,计有250万字。他在天津《新港》杂志上发表的小说《机灵鬼》,还获了奖。为此,他被邀请到天津参加笔会。正是在这次会上,我认识了浩然,并且与他有了第一次难忘的交往。(二)在这次笔会上,有来自各地的知名作家和众多的文学期刊的编辑。大家都争先发言,气氛很活跃。只有浩然静静地坐着,不显山、不露水,而主持会议的人一定要请他说几句,他推脱不开,就讲了《作品与人品》这个题目。这个题目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,等他讲完,我凑到他身旁说:“浩然同志,我是《天津日报》的编辑,主编农村版的副刊。我们最近要召开天津市青年创作积极分子大会,我写了一篇文章,题目是《作文与做人》。听了您的发言,我觉得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”浩然立刻很感兴趣地说:“太好了,发表了吗?能不能找一份来我看看?”我说:“稿子写完了,原想在创作会议开会那天发表,但现在改主意了,我想把这篇稿子交给您作参考,请您把刚才的发言整理成文章,以您的名义发在我们的报纸上,那样会对文学青年产生更大的影响。”浩然当即答应下来,他接过我的稿子说:“你交给我的这个任务,我一定认真完成。”果然,第二天晚上,他就打电话要我去拿稿子。在位于睦南道的天津第二招待所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客房,他热情地把我迎进门去,真诚地说:“这份作业,我虽然认真做了,但不一定能达到你的要求。拜托你放手改吧。”我看到那文稿工工整整,清清楚楚,就说“谢谢了”。他说:“你为农民编稿,我为农民写稿,我打心眼儿里乐意完成这份作业,所以我把别的约稿暂时放下了。”说话间,住在对面房间的哈尔滨《小说界》的一位编辑,和住在隔壁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一起走了进来,半开玩笑地说:“浩然同志,您这可不公平啊!”“浩然同志,我为等您的稿子在这里已住一个多星期了。”浩然温和地对他们说:“这是感情问题,我这一生立志要为农民写,写农民,这位《天津日报》的同志编的是农村版副刊,我不由自主地就想先完成他交给的任务。”说老实话,我当时坐在那里只有感动。因为我知道,《天津日报》农村版是一张只面向天津郊县的报纸,辐射面很有限,稿酬也很低,浩然的这篇千字文,最多也只能得10元钱,他这么认真地为这张报纸写稿子,究竟图个什么呢?因为有了这一次的相识,便有了以后的几次接触,相互间逐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他为出书的事,又到天津来过几次,只要我知道,就到他的住处去看望他。浩然患有高血压,每天需要吃药。他和我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多写作品。1987年,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魂曲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,有一次见面时我送了他一本,由此引起我们之间一次难忘的谈话。他说,一个作家也好,一个记者也好,靠什么立身于社会?不靠权,也不靠势,就靠作品。他讲了一件事:“‘文革’时,有一天晚上江青召见我,她让我坐在她身边,对我说:‘浩然同志,看你的作品挺成熟的吗,想不到你还这么年轻!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革命工作需要你做。’她让我当文化部副部长。我听了浑身都冒汗了,我说:‘首长,我从16岁入党到现在,连个党小组长都没当过,我不是当官的材料。只会写作品,我自信自己能写出好作品。首长要是关心我,爱护我,请给我时间,创造条件,让我去深入生活,去写作,发挥我的专长。’她说:‘想不到你还挺谦虚,我考虑考虑吧!’谢天谢地!我幸亏没当这个部长,如果当了,还能再拿起笔来写作吗?还能有今天的我吗?”听了这件事,我心里好生感慨:有多少人能拒绝这种诱惑呢?浩然说:“好在我这人没有当官的欲望,我只想写小说,写起小说来我不吃不喝不睡心里也觉得快乐。当然,因为我不愿意当官,要求写作,江青就派我去广州军区深入生活写小说,这就有了去西沙写《西沙儿女》的那档子事。”我插话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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